如果丧失了这个世界法治共同的底线，就不仅使中国难以融入世界主流，也会使法治中国建设化为泡影，社会秩序将危在旦夕。

2012年12 月4 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要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严格规范司法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并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沿用依靠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治国理政，必然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大、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对于领导干部来讲，更是一个随时可遇的问题。自古以来，人治依赖愚昧、愚忠、无知、迷信等非理性因素来支持，法治则需要理性精神的支持。例如，同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但由于行业垄断规则的存在，民营企业在行业准入、金融贷款、产品销售等方面却受到重重限制和阻碍，致使我国经济缺乏活力。机会公平是近年来的社会热点话题。

当前，我国有相当多的农民、农民工、普通工人和困难群众子女享受不到社会公认的公共教育资源，不能接受平等教育，这必将导致他们普遍缺乏在未来社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形成新的代际不公。除了这一宣告，《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集成式地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公民还有受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国家和社会物质帮助的权利等。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

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人心者。言阴阳于一人之身，血气之男女也。就器而别之，孰金孰锡，孰精良与孰否，才之喻也。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人心亦然。

戴震是戴震哲学意义上的一方美材，这也许才是他应得的评价。凿者其失为诬，愚者其失为固，诬者罔省，施之事亦为固。

故理义非他，所照所察之不谬也。[47] 这里对斯密的讨论参见麦考密克讨论法律哲学、道德哲学与实践理由的绝笔。戴震思想对上述两项标准都可以满足，参详下文。进入专题： 戴震 法哲学 戴震命题 。

这里的区别在于，根据同情心所得到的是自己对他人遭遇的感受，而根据戴震命题得到的是自己认定的他人的感受。[3] 首先，就方法论而言，戴震曾经概括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规范是道和阴阳更为具体的表现： 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三极之道，参之者人也。[32] 戴震认为一类事物有一类事物之性，同类事物有相同的性，不同类的事物的性也不同，性是划分种类的关键。

本文一开篇说，纵观戴学的历史基本上它总是围绕着三个话题展开：戴震的方法论、政治倾向和学术脉络。2、规范的来源 在规范的来源这一问题上，戴震所使用的关键概念是道。

[30] 由阴阳五行之气固定化而成的各种形质都有它的性，即特征和潜能。无论如何，理义这个词就是戴震话语中的规范性。

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戴震也不是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者，他和《宋史》所称的道学家十分相似，只是不同意朱子学的基本假设而已。实际上，由于戴震这样的学者几乎没有处理过任何诉讼案件或者注释过任何法律条文，那种到处可见的填充货柜式的法律思想史忽视或者难以处理他是必然的。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进于神明，即人心的官能是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或者说，将万事的规范性彻底的揭示出来，以至于不谬： 神明之盛也，其于事靡不得理，斯仁义礼智全矣。如果人本来就有完全自足的理/性，那么古人一直反复强调学习的必要性还有什么意义呢？戴震指出，道家和佛家有真宰、真空的概念，所以他们本来就不需要学习。

如果还其本来面目，戴震哲学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他所谓以己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也的是非判定法则，而这一法则使儒家传统在当代继续发展成为可能。[47] 5、道德能力的培育 如上文所说，能够正确使用戴震命题正确判定规范性的人是理想的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因为两个原因人的道德能力往往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

有趣的是，戴震对性有着类似于今天所谓脱氧核糖核酸（DNA）式的想象： 试观之桃与杏，取其核而种之，萌芽甲坼，根干枝叶，为华为实，形色臭味，桃非杏也，杏非桃也，无一不可区别。判定一个学者伟大与否的标准，可能在于他对身后的学者究竟有何影响，而戴震在生前身后始终是其他学者发展学术、阐述思想时鲜能忽视的一位巨子。

这也反映出自由主义内部德意志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或者说，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在基本假设上的分歧。-------------------------------------------------------------------------------- [1] 康德所谓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仍然是对于启蒙最便于使用的定义，见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收《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贫者之子取之宫中无有，因日以其力致升斗之粟。蔽也者，其生于心为惑，发于政为偏，成于行为谬，见于事为凿为愚，其究为蔽己。故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58]可以说，虽然康德和戴震分享很多目标，但是他们给出的哲学构想确实仍然有根本的不同。

[52] 6、道德与权力 我们讨论过君臣之道与天地之道的呼应，又提到圣人，即，少数特别有知识、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才是做出最为正确的规范性判定。[10]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岳麓书社，2010年，第10-12页。

而人间的政治秩序与宇宙的自然秩序存在着呼应关系，也可以说，人间秩序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但是，每个人判定善恶是非的能力又是不同的，因为私欲和无知都会妨害到他们的判定，所以对道德能力用心培育就成为极其重要的工作。

[8]无论戴震之学和他之前的学术思想存在怎样复杂的关联，可以肯定的是，他仍然属于儒学这个恢宏的学术正统而且以弘扬其真义为志业。[13] 戴震的数学研究可能帮助他认识到现代公理系统的魅力，间接塑造了他的写作方式，也为他和追求整体感、逻辑性和条理化的现代哲学搭建起桥梁。

及于身之所亲者，仁其所亲也。[42] 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本来贫困，当然要努力工作以收获，如果一个人本来就继承了万贯家财，他还有什么努力工作的必要呢？因为基础理论存在缺陷，所以朱子等人最终只能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29] 人纪来源于君道，圣人效法天地，君道也是天道。一私于身，一及于身之所亲，皆仁之属也。

问题在于，康德政治哲学认为国家作为众人理性的共同产物，其规范性判定不但准确，而且优越于个人始终受到情感因素影响的判断。但是要害在于，人间的政治秩序并不是君主或者任何强者专制意志的产物，甚至也不是多数人的意志所能够决定的。

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欲望得不到约束，就会明知不对还要一意孤行。

[12] 正因为如此，以现代哲学方法再现戴学的结构、分析戴学的概念、检讨戴学的命题是可能的。自暴自弃，夫然后难与言善，是以卒之为不善，非材之罪也。